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这是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既因为“好”的标准因人而异，也因为教育本身的“滞后性”。“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些当下的教育理念、方法，往往需要若干年时间才能显现成效或得到验证——前提是“过去”与“现在”都可以被回溯或追踪到。

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宁安市石岩镇民主村，有一所民主小学。学校电教室的一排玻璃柜子里，陈列着300多册录像带，里面主要记录了20世纪90年代师生生活、教学的情况。当时，那里还叫“民主学校”。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如今，再播放这些画质颇具“年代感”的影像资料，人们还可以在其中找到不少即便放在当下也不过时的教育实践活动。考虑到这样的实践发生在一所村校，就更显难得了。

近30年后，曾经的学生已四散到各处。那些在他们身上播下的试验性种子，也以不同的形式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成才

1994年5月，中央电视台的一档乡村栏目播放了这样的画面：一所学校正在举行升国旗仪式，由学生组成的乐队为齐唱国歌的师生现场伴奏。

“这里的学子是清一色的农家子弟，但他们却可以在村里投资营造出来的艺术天地里吹拉弹唱。”这是当年节目中的一段画外音。

“那就是我们学校。”张少华今年70岁，1993年至1998年间担任民主学校校长。据他介绍，民主学校的前身是村里的私塾，1949年后几经变迁，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九年一贯制学校。

资料显示，1993年，我国农村地区仅小学就有58万余所。可以想见，众多村校中能像民主学校一样有自组乐队的并不多，能引起国家级电视台关注的必然更少。

这要归功于该校当时给学生开设的选修课。

1994年，算上所有考入中专和高中的学生，民主学校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为40%。这在现今看来“不及格”的成绩，却足以让其成为当时宁安市的“名校”。

“那时候，大部分农村孩子的求学生涯到初中就结束了。”张少华说，这种背景下，将教学与地区、时代的实际相结合，为学生未来不同的发展方向打好基础，成为民主学校的教育目标。

“不求人人升学，但要个个成才。”张少华打比方表示，如果学校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农民，就可以造福一家；如果能培养出一个合格的村长，还可以造福一方。

在民主学校的档案柜里，有两份分别成文于1993年4月5日和15日的校务会会议记录。根据当时我国提出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那两次会议决定，抓好农村教育改革机遇，“把我校办成咨询的中心，服务的中心，育才的中心”。

以此为契机，在已开设音乐、体育等兴趣班的基础上，民主学校又陆续增加了理发、农机驾驶、电器维修、庭院建设等在内的多种选修课。各年级学生按兴趣自行选课，本校老师无法胜任的课程就邀请有相应技能的村民担任授课教师。

“养鸡大户开办了养殖班，副村长‘承包’了种植班……”据张少华回忆，学校与每位村民教师都签订了合同。按合同规定，村民要认真备课、按时上课；学校则会补偿实习用车的磨损费，承担教学期间实习用车车主的误工费。

1994年从民主学校毕业的周国刚上的是篮球选修课。他现在回想，那会儿授课老师的水平并不算高，但足以让学生明白篮球比赛规则，形成“团队配合”意识并学到一些简单的“战术”。“很快，我和同学就不再是‘乱打一气’的门外汉。”周国刚说。

录像带里保留了当年选修课的“盛况”。一位脸上带着稚气的小女孩在老师的陪伴下，已经能驾驶手扶拖拉机在校园里穿梭。在一间黑板上写着“第一章 照明电路”字样的教室里，后排的学生干脆坐在桌子上听老师讲解电路知识……

直到现在还有村民记得，自己在学校学会驾驶农用拖拉机后回家帮助干农活，父母是又惊又喜——这相当于家里“突然”多了个劳动力。

一体

除了打篮球，在民主学校的最后两年，周国刚对上学又有了新的期待：每周一下午班会课，全校师生都要统一收看学校电视台放送的节目。

1992年，借助村两委提供的50万元资金，民主学校办起了自己的教育电视台，学校里每个教室都配备了当时还被视为“奢侈品”的电视机。

作为对比，到1993年，民主村人均年收入仅为1300元。

民主村不邻城镇，不通火车，不沿公路。从牡丹江市一路向南，驱车约一个半小时，经高速路、国道，最后由颠簸的小路穿过大片农田，才能抵达村口。

四面环山，地理位置相对偏僻，没有突出的自然资源优势，对民主村来说，如何发展经济是一道难度不小的考题。

从20世纪80年代起，当时的村两委将“抓好教育、培育人才”作为了破题思路。90年代初，民主村开始实施“村校一体化”发展。时任村党支部书记段焕民解释，所谓“一体化”，即村两委是学校工作的决策部、后勤部，教育被纳入村子发展的总体规划；学校是村子的参谋部、服务部、培训部，根据村里的需求开展各种教学活动。

张少华记得，电视台组建不久，正赶上村两委想在村里推广一种名为甜葫芦的经济作物。虽然听说种甜葫芦劳动强度不大，回报率较高，但因为没“眼见为实”，村民们多少有些犹豫。于是，学校请来农业专家，从浸种到田间管理再到最终产品葫芦条的制作和保管，拍摄了甜葫芦种养的全流程教学片，按照农时在电视台提前、反复播出。

除此以外，电视台每周会自制新节目。“一周要闻”“每周一歌”“艺教之花”……栏目里出现的都是村里的人、村里的事。一些学生也在电视台当起了主持人或小记者。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进入城市，不止一次被问及“从小在农村长大，举手投足间的那种自信从何而来”。

“这种时候，他们应该都会想起在电视台的经历。”说这话的人名叫孙同顺，在录像带里，他出镜的频率很高。有时他是节目主持人，有时是活动中的工作人员，有时他又是合唱节目的指挥者。

孙同顺不是民主村人，早先也没当过老师，但他擅长声乐，是各县文艺演出中的常客。1991年，急需人才的民主学校把孙同顺连人带家从外地“挖”到了村里。

学校给孙同顺开出的条件很优厚：每月领取民办教师最高等级工资168元，赠送一栋价值两万元的砖房，与村民享有同等份额的土地。

第一次走进自己在民主村的家，孙同顺第一反应是震惊，紧接着是深深的感动。“每间屋子的地面都贴上了紫红色的地砖。”在那个少有农村家庭铺得起地砖、更少家庭舍得铺地砖的年代，这无疑是一种规格极高的“礼遇”。

据统计，从1985年到1996年，为改善民主学校办学条件，村里累计投入集体资金约300万元。周国刚说，那会儿学校还购入台式电脑、建立了微机室，“这可是在当时许多城里学校都见不到的东西”。

奇葩

“民主学校是村校改革的一支奇葩。”

1992年7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艺术教育现场会在民主学校召开，时任黑龙江省教委主任张惠芳在参观学校后给出了这样一句评价。

显然，“奇葩”二字在这里指的是它的原意：奇特而美丽的花朵。

如此高的评价并不是一种场面话。以艺术教育为例，孙同顺成为该校音乐老师后，经与校领导协商，将学生过去的课间操改为每周一、三、五大合唱，周二、四、六扭秧歌。

看似简单的变化，实则是对常规的突破。张少华说，后来不少来学校参观的团队“点名”要看学生扭秧歌。“他们想知道，舍弃了统一的广播体操后，学生们会有怎样的表现。”

民主学校的“奇葩”，反映在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册录像带里，摄像机拍下了学校夏令营的场景。孩子们在山上奔跑，每隔一段路程就有一位戴着红领巾的老师给大家指示前进路线。遇到陡坡，先冲过去的学生无一例外会转身给后面的同学搭把手，直到最后一个人成功越坡。

“这是夏令营里的‘夺红旗’游戏。”张少华说，根据规则，最快全员到达山顶的班级可以获得象征胜利的红旗，“这意味着孩子们在爬山过程中必须顾及团队，必须互相帮助”。

等所有学生抵达山顶，选修美术的同学在现场写生，音乐老师带着孩子们即兴唱唱歌，语文老师则组织大家复习学过的登高望远主题诗句。于是在不高的山头上，有学生颇有气势地背出了“手可摘星辰”……

“如果再加上中午的做饭环节，一天的活动就把‘德智体美劳’教育全覆盖了。”张少华说，一直以来民主学校遵循的不过就是全国教育界通用的理念，“要说独特之处，大概是我们确实把理念落到了实际之中”。

随着名声变大，前来民主学校参观的人越来越多，其中不乏来自国内发达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的教育从业者。张少华记得，有一个参观团队半夜抵达牡丹江市，天还没亮就出现在了村口，“只能先让他们在学校教室休息一会儿”。

1995年，核心期刊《人民教育》刊登了一篇名为《乡村现代化的奠基工程：黑龙江宁安市民主学校访问记》的文章。作者梁友君当时是期刊的记者，一次偶然的跟团参观让他感觉到了民主学校的不简单。于是梁友君在村子里待了一个多星期，对民主学校进行了“沉浸式”采访，最终写成了那篇两万余字的文稿。

循着梁友君的文字，人们仍能感受到多年前一所村校的盎然生机。1993年，在村里的支持下，民主学校采购了40把二胡和50把笛子，创办了小红花艺术团。为了提高艺术类课程的质量，学校还从县城的文化馆里请了不少外援来给学生上课。

那几年，民主学校几乎每个月都有文艺演出，遇到儿童节、教师节、元旦这样的节日，活动规模、参与人数还会更大、更多。孙同顺说，到后来，不少外村人都会专程来学校看演出，台上台下的热闹程度不亚于如今火爆的“村BA”。

在众多记录了民主学校各类活动的录像带里，有一册显得尤为特别，那里面用一镜到底的手法完整拍摄了1993年底小红花艺术团举办的一场近90分钟的文艺晚会。

特长

在那场晚会上，有一个男女生对唱《扎红头绳》的节目。通过录像带也能听出，扮演杨白劳的学生高富涛唱得很不错。

那一年，上小学四年级的高富涛刚转学到民主学校。因为有音乐天赋，很快他就在孙同顺的带领下有意识地进行声乐练习。到五年级时，他已经通过县、市选拔，参加了黑龙江省的一场中小学生电视歌曲大奖赛，并最终获得二等奖。

时隔多年，高富涛依然记得，当他在比赛后从哈尔滨乘坐火车回到牡丹江时，当地好几家媒体的记者都在车站等着对他进行采访。

音乐成为了高富涛走出农村、安身立命最重要的倚靠。从民主学校毕业后，他先后在两所学校学习音乐专业，如今则在广东汕尾市经营着一家琴行。在刚刚过去的暑假，他还在朋友圈晒出了当地钢琴比赛优秀辅导教师的荣誉证书。

就在高富涛去省城哈尔滨比赛那一年，他的师兄周国刚考入了牡丹江师范学校（现黑龙江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开学不久，老师在班上问谁有特长，那是周国刚第一次听说这个词。老师解释后他才知道，原来民主学校的选修课大多就是培养“特长”的。

后来，周国刚和班里六七个男生组成了篮球队。每次比赛，同学们都在场边为他们助威、加油。对初入城市、刚开始连公交车都不会乘坐的周国刚来说，那些呐喊声不仅有助于赢下球赛，也让他在场下找到了信心和自我价值。

在师范学校上学三年，周国刚和队友连续拿了三年的校内赛冠军。

人们总是很难预料年少时的经历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形式显现影响。当年在民主学校，有一位叫阚冬香的女生常常与高富涛搭档表演节目，两人也一起跟着孙同顺学习声乐，一起参加比赛。2006年，阚冬香从沈阳音乐学院舞蹈系毕业，先是当了舞蹈演员，后来又创办了自己的舞蹈学校。

一切看起来都是顺风顺水的，直到2018年7月，阚冬香遭遇了一次严重的车祸。“听别人说，我被撞飞后整整在空中转了三圈才重重摔在地上。”阚冬香回忆道。

经过抢救和治疗，阚冬香捡回了一条命。然而经诊断，她不仅全身多处骨折，而且还出现了“骨不连”症状，即骨折处迟迟难以愈合。这样的打击对一个以舞蹈为生的人来说无疑是致命的。

在漫长的恢复期里，天气好的日子，护工会用轮椅推着阚冬香到户外晒太阳。这时候，她总会要求选一个人少的角落自己待一会儿。然后，阚冬香会戴上耳机，随着伴奏一首接着一首地唱歌。

她唱得很大声、很投入，就像小时候每一次上台表演时那样。

那个时期阚冬香唱过的歌，都被手机应用录了下来，但她再没去听过。她说自己已经把当时所有的痛苦、绝望都封存在了歌声里。

如今，阚冬香的身体已接近痊愈。在她看来，治愈自己的，除了医学技术，还有音乐和童年。

请柬

“卖了吗？”“今年挣了多少钱？”8月末，走在民主村里，常能听到村民间这样的聊天。

人们谈论的，正是曾经经民主学校电视台宣传推广的甜葫芦。

今年80岁的马万成是村里最早试种甜葫芦的人之一。据他回忆，当年的科教片中，除了讲解、演示种植过程，农业专家和民主学校的老师还根据遇到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一些小诀窍。比如甜葫芦不宜种在小麦田旁，因为一旦麦田喷洒除草剂，敏感的甜葫芦叶子也可能受影响而枯萎。

专业的指导换来了高品质的成果。同时期，不少村屯都在种甜葫芦，但几年后，来自外地的收购商只要看一眼葫芦条的厚度、颜色，就能判断那是不是民主村产的。“我们的甜葫芦一直都是最好的。”马万成说。

依靠种植甜葫芦增收，1996年，民主村人均年收入达2670元，比1993年翻了一番，全村总产值近3000万元。

民主村现任党支部书记曹先平的父亲也是看了科教片后开始种甜葫芦的，一种就是20多年。据曹先平介绍，虽然近年来村里人口逐渐减少，但还在种植甜葫芦的仍有100余户。“现在，村里还有了甜葫芦经纪人，每年代表种植户与收购商联络、接洽，争取卖出最合理的价格。”曹先平说。

1997年，中专毕业的周国刚被分配回民主学校当了老师。第二年，根据相关规定，学校电视台停播，从那时起，可以视作村校改革史料的录像带就停止了更新。2010年，按照当时农村教育发展实际，民主学校改名为民主小学，不再具备初中教育功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开村子，现在的民主小学是名副其实地“小”了。9月开学，加上一年级4名新同学，这所六年制的小学里一共有29名学生，其中人数最多的五年级有10名同学；三年级则一个人都没有。“这与曾经最多时有900多名学生同时在校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国刚开玩笑说：“或许这也是当初教育成果的表现吧。”

学校名称变了，规模萎缩了，但有些“传统”却还保留着。现在，从城里来支教的音乐老师依然会教孩子们唱歌、跳舞。每年六一儿童节前，学校还会组织一场每个学生都要参加的小型演出。校园里也保留了一块菜地、一个葡萄园，作为学生劳动教育的场所。

“开学了，孩子们心心念念的葡萄也成熟了。”2013年起，周国刚成为了民主小学的校长。10年来，他一直留意收集、整理着学校过往的文字、图片等资料。

这其中，有一张1993年底那场文艺晚会的请柬。那是一张红色蜡纸，晚会前，它被送到了当年每一位在校生的家长手中。请柬上，除了邀请家长光临“有您的子女参加”的晚会外，还有这样一句话：感谢您对学校工作的热情支持，祝贺您的子女在成长道路上迈出的可喜一步。

（本版照片均由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