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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祝颐

教育部日前印发《2023年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以下简称《工作计划》），全面部署年度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重点工作计划。其中明确，要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近年来，由于受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普及和中小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等因素的影响，中小学生近视率不断攀升，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给孩子们的学习生活带来不便。继“双减”政策之后，教育部出台防控中小学生近视的举措，特别是“将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的表述，颇受社会关注。如果相关举措得到落实，对于防控孩子近视、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虽说孩子们的近视率不断攀升和电子产品普及有关，但是孩子课业负担沉重，用眼时间过长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教育部与地方教育部门此前出台了不少“减负令”。应该说，在教育部门的重视下，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状况也有所改观。但学校对减负到底会重视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抓防控近视、抓减负的热情会超过抓升学率吗？再说，学校不抓升学率了，家长也未必买账。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台防近视举措，而在于创新教育评价机制，扎实推进减负政策措施的落实，切实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应该说，教育者对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的危害不是不懂，为孩子减负的办法也并非没有，从中央到地方都一直在提倡素质教育，推进“双减”政策。改革中考制度、取消小学统考环节、规定作业量、严管学科培训……“减负令”描绘的愿景很美好，但是“减负令”再好，关键还在落实。如果没有配套措施跟进，“减负令”也可能事与愿违、变调走样。

正如一名教育部门负责人所言：“由于减负牵涉的问题和环节涉及教育最深层的内核和导向问题，改革起来相对困难。”在优质教育资源尚未大众化、还要依靠考试成绩选拔人才的当下，孤立地谈减负、减作业殊为不易。不仅是学校与老师不愿意“减负”，家长也普遍只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身体方面只考虑增加营养，至于孩子的课业负担，即使家长心疼孩子太苦太累，眼睛近视不好，嚷嚷为孩子减负，但是为孩子的前途着想，除了代替孩子背书包以外，并不愿意减轻孩子的课业负担。

尤其在毕业年级，即使教育部门规定老师少布置作业、少补课，家长也会主动给孩子买各种学习资料，变着法子让学生补课。一道道减负令的实际效果往往被应试教育消弭得所剩无几。因此，面对学生课业负担沉重的现实，如何减负是一个具有技术含量的问题。减负令如何契合教育现实，减负指标如何执行，如何监督与问责，都应有周到的制度安排。

因此，教育部门不仅要出台防近视举措为孩子减负，而且要健全教育监督考核机制，改革教育评价手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营造公平的教育环境。只有素质教育深入人心，教育资源配置合理，学校“只有远近之分，没有好坏之别”，才能让家长消除担心孩子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心态，学校才能体会到给孩子减负的好处。供图/视觉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