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查沁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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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减’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依然存在着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如家长焦虑、老师负担、机构治理。”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局长孟晖在近日举办的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上称。

孟晖提到，教师普遍反映，“双减”后，工作时间长强度大，专业发展受影响，工作与生活难平衡。机构治理任重道远，实施资金监管前已关门跑路的机构师生退费诉求难以解决，隐形变异培训现象屡禁不绝，部分类别高中段学科培训难以比照义务段要求执行。

四川省雅安市教育局局长王欣也反映了“双减”仍然面临的多重阻力，如校外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后，教育焦虑出现“不减反增”的现象；学校作为家校共育以及校内“双减”的主要推动者，在家校沟通、课堂教学、作业设计、课后服务等方面质效不高。

孟晖认为，各地落实“双减”政策是以行政力推动为主要途径；限制、禁止性政策为主要措施；督查、检查，通报、问责为主要手段。他认为，这些方法短期内的效果会非常明显，效率很高，但长期能否治本持续？力度下降后是否会出现强烈反弹？还需有更深层次的角度研究和对策。

目前，校外培训市场大幅压缩。从国家层面的统计来看，87.8%的学生认为作业量明显减少，92%以上的学生自愿参加了课后服务。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原来的12.4万个压减至4932个，压减率96%，线上学科类培训机构由原来的263个压减至34个，压减率87.1%。

从武汉市的调研情况来看，截至目前，该市义务段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119个，比“双减”前减少1306个，压减率达到91.65%。参加义务段学科类校外培训的中小学生由20万人降至2.6万人，减少87%。照家长自愿原则，全市义务教育学校“一校一案”全部开展课后服务。目前，课后服务参与率97.07%。

孟晖透露，武汉市所有继续办学的义务段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部登记为非营利性，继续招生收费的校外培训机构全部开设预收费监管账户。

“‘双减’绝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简单减负工作，实质上关系到教育的深层次和本质问题，也不可能指望靠这一两年的工作一蹴而就，需要从当前和长远，从近到远系统性考虑和应对。”孟晖称。

一方面，校内减负的同时，突出“三个提升”工作重点，即提升课堂教学质量、提升作业设计质量、提升课后服务质量。地方政府要出台政策，从经费、人力、空间上支持学校在充分挖掘、利用好校内的资源的同时，结合利用好校外的社会资源和校际间的共享资源，形成合力。

另一方面，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过程中，要处理好“急”与“缓”，“堵”与“疏”的关系，既不能让政策的落实走形走样，也不能简单一刀切，过于简单激进。同时还要引导其转向提供素质类和相关托管以及入校规范的第三方服务等，维护好机构和从业人员的权益。

孟晖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是当前“双减”所面临的问题，还需从改革中寻找出路：一是招生评价制度的改革，二是课程学段的改革。

“双减”之所以难度巨大，主要症结是目前的考试招生的评价制度还比较单一：一考定终身，以分数论成败。

“我们已经建立了中小学的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但目前在考试招生当中发挥的作用相对较虚。”孟晖认为，需将综合评价体系由虚做实，并利用大数据建立完整的综合素质数据库。鼓励支持各高校根据自身特点，设立更加科学的评价模型，每个学校每个专业的数据底座必须统一客观完整，但评价模型可以不同，模型应根据招录和培养质量进行动态调整。

关于学制学段跟课程的改革，孟晖建议缩短义务阶段至八年，尽可能减少课程数量，增加课程的综合性。比如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曾提出，将一些课程合并成大科学、大人文、大思政、体育、艺术等五到六门综合类的课程。

孟晖还建议，延长高中学段至四年，可以学习IB、AP、A-LEVEL等国际课程体系，甚至可引入一些大学先修课程，提供几十到上百个课程，根据学生各自的生涯规划、职业定位和兴趣，由其自主选择，为将来步入高等教育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