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蒋自己的话说，他的过往有些“多灾多难”。

幼年丧父，母亲改嫁，在祖父母养护下长到14岁，又在中学男厕所遭到15名学生霸凌；拳脚相加时，他用折叠刀刺伤3人；随之而来的，是11个月的羁押，以及缠身3年半的诉讼。

对少年刺伤霸凌者的行为如何进行司法评价，办案检察院和法院曾持不同的意见。当一审法院以“正当防卫”判处小蒋无罪后，检方提起了抗诉，认为需要追究他的刑事责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今年11月，检方承认了自身的“不当”，撤回抗诉。等待恢复无罪之身的这几年，历经司法机关的讯问、羁押、调查、庭审，少年小蒋的心里装了犹疑、愤怒和迷茫，他的人生轨迹，逐渐有别于同龄人。

案发前，小蒋是湖南吉首二中初二学生；但到17岁时，他已然辍学，步入社会，换了四五份月薪2000至5000元不等的工作。

那场校园霸凌事件，已过去了1312天。

遗憾是有的。小蒋说，若未经历这些，以他被捕前的成绩，应能考上重点高中，如今或许正在准备高考；但人生不容假设，“有不甘心也没办法，就当是生活的磨练吧。”

在看守所“察言观色”的少年

小蒋从容接过祖父蒋佑华递来的烟，顺手要了打火机点上，烟雾升腾，弥散在他未脱稚气的脸前。

他是在看守所里学会吸烟的。2019年8月7日，在刺伤3名围殴他的同学两个多月后，小蒋被吉首市公安局以故意伤害罪刑事拘留，送往看守所羁押。

向红星新闻记者回忆时，他不愿使用“看守所”这个名称，而是用“那个地方”来指代。那时小蒋刚满15岁，他说，他连“那个地方”的具体职能都不清楚，被戴上手铐进去时，一堆人从床铺坐起来看他，一些人身上有文身，他“心里是懵的”。

起初，小蒋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在被羁押，他以为自己“待几天就出去了”，年少的他尚不知道何谓“犯罪”，但他相信自己未做错事情。被那些“资历更深”的牢友嘲笑了几个月后，小蒋不再说出那些“很快就出去”的话语。

起初，他每天想着看守所外的人和事，想着回去上学。离开学校太久，成绩要落下的。渐渐也习惯了，出不出去“全看天意”了。

他看监舍电视机播放的电影来打发时日，每天两到3部电影，每个星期循环播放一遍，一共10来部电影，看到相同内容的电影，就意味着一周又过去了。

他终日沉默寡言。“胡思乱想。也不知道在具体想什么，就是脑子很乱。”他和牢友讨论自己的案子，有人说，这是正当防卫，也有人说是防卫过当。他找看守所里的法律书籍看，只从一册被翻得陈旧的《刑法》第二十条找到如下字样：

“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正当防卫”“防卫过当”“故意伤害”，法律知识于他而言陌生且晦涩，他未能找到更具体的法律解析和可供参看的案例，来解答心中疑惑。

小蒋心想着，当15名同学在男厕所一拥而上，对他拳打脚踢时，他需要用自己的方式保护自己。

转学后被集体排挤的少年

小蒋是湖南邵东人，3岁时父亲因病去世后，母亲也改嫁他乡。他是7旬老人蒋佑华唯一的孙子，也是这户农村家庭的大部分希望。

在老家镇上中学念完初一后，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环境，他转学来到离家350公里外的湘西州吉首二中，仍旧从初一念起。

在校园里，其他学生聊天时都说湘西本地方言，只有小蒋操一口普通话。根据小蒋讲述，以其时任班主任石英利的观察，小蒋曾因“外地人”身份，遭到其他学生排挤、打压。

刚转学过来时，小蒋就曾被别班学生殴打过，原因仅是他趴在教学楼三楼围栏往下看，正与一名本地学生眼神对上，对方认为他“很嚣张，敢盯着老子看”，便招呼10几个学生，将小蒋逼到学校男厕所。在男厕所，等待他的是10几个人“铺天盖地的拳脚”。

挨打后，小蒋向班主任求助，但后续的处理结果，令他感觉求助师长收效甚微。打人的学生被校方通报批评，并赔偿了一些钱，但小蒋认为，这样的处理不痛不痒。石英利说，小蒋可能因此存在一些心理阴影，自此不信任老师，但也未与老师讲过他对处理结果“心里不服”。

那桩将小蒋“送”进看守所的案子，发生在小蒋初二时，由一盒价值7元钱的“红旗渠牌”香烟酿发。

一次春游时，小蒋与同班女同学交谈了几句，被同年级另一个班的学生胡某认为“招惹了他女朋友”。胡某要求小蒋买包烟赔礼道歉，否则就要打他；但价值7元的香烟，被胡某嫌弃“太差”，没有收下。

2019年5月17日，吉首二中男厕所内，另一名与小蒋“性格不合”的学生孙某遇到胡某，两人谈起小蒋，都决定要打他一顿。在两人“号召”下，很快，厕所里凑到15名学生，他们都“要打小蒋”。

案件资料显示，其中多数学生与小蒋素不相识，其中有学生称，“只是想打人”或“帮朋友撑场子”。

当孙某去教室要求小蒋“去厕所”时，曾经在男厕所挨过打的小蒋很清楚，去了厕所“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他拒绝了，又被威胁“不去的话，到了学校外面喊社会上的人打你”。

他从课桌里拿出一把折叠刀（非管制刀具），藏在衣袖内，跟在孙某等人身后去了厕所。小蒋说，折叠刀并非他自己的，孙某等人事先宣扬“要打小蒋”后，很多同学来到小蒋课桌前询问、关心，但他只是低着头未曾答话；有人从背后将一把刀丢到他桌上。

小蒋说，他把刀收了起来，是因为清楚对方准备殴打他，“如果对方动手，我就拿出来吓唬他们，让他们别打我。”

“与法律纠缠”3年半的少年

被殴打的过程很短，只持续了约一分钟。进入厕所前，小蒋还不知道，会有15个人在等他，他以为只有几个人。

根据参与围殴的学生的证词，小蒋被人围住后，先开口问了句：“你们谁先来打我？”10余人商量后，“派”出一名个子较高的陈某首先动手。小蒋被陈某勒住脖子摔在地上后，其余学生便一拥而上，对着他拳打脚踢。

“我整个人都是懵的。有人锤我的头，有人用脚踩我的脸，我眼睛都睁不开了。”混乱中，小蒋拿出事先藏好的折叠刀乱舞，刺伤了两人；众人散开后，小蒋从地上爬起，挨着墙坐在地上，有一人从背后一掌扇来，小蒋用刀刺去。

时隔多年后，他还记得自己当时手指受了伤，身上沾满厕所地板的污水；事发时，他不确定对方的伤势，以为“顶多是划伤了”。而根据后来的司法鉴定，3名被刺伤的学生，其中两人为重伤二级，另一人系轻微伤。

此后，是少年小蒋“与法律纠缠不休”的3年半。首先是被立案调查、讯问、羁押，然后是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小蒋系“正当防卫”，判处他无罪。

吉首市人民法院认为，这是一桩以多欺少、以众凌寡的校园暴力事件，是15人对1人的殴打，在被他人殴打、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小蒋被迫实施自卫反击，其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2020年7月7日，一审无罪判决作出的次日，被羁押了11个月的小蒋走出看守所。他还记得那是个大晴天，下午4时许，几位家人在看守所外等他。“太阳照在我身上，恍如隔世。”

但他没有兴奋太久。一个礼拜后，吉首市检察院向湘西州中院提出了抗诉，认为一审法院判错了，要求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小蒋刑事责任。

在抗诉书中，吉首市检察院称，案发时，小蒋并非处于被动、被欺凌的孤立无助状态，他可以向老师求助，也可以向家长反映，甚至可以坐在教室里，坚决不去男厕所；检方认为，小蒋提前准备折叠刀，并“被动应约”前往男厕所斗殴。

2022年12月，小蒋代理人、北京富力律师事务所律师王艳涛谈起检方的抗诉理由时直言：“这是典型的上帝视角。用极其严苛的标准，来要求一名曾数次遭受校园霸凌的未成年人，在面对欺辱时必须保持极其充分的理性和智慧。”

王艳涛认为，分析当时一名少年的心理，无论是向老师及家长求助，抑或“坚决不去男厕所”，或许都无法消弭他彼时的恐惧，“今天或能逃过一劫，那么明天呢？小蒋对自己人身遭受威胁的恐惧，是时刻存在的。”

检方的抗诉，意味着一审法院的无罪判决无法生效。走出看守所的小蒋，一直背负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他的压力很大。

离开学校的少年，何时对生活重拾信心

离春节尚有月余，小蒋正收拾行李，准备出门远行。这名18岁少年将前往贵州，去姑母经营的超市帮工。他已经辍学一整年，成了一名四处奔波的“打工人”。

2022年11月，吉首市检察院提出抗诉两年多后，它的上级、湘西州检察院认为“抗诉不当”，决定撤回抗诉。一审法院的无罪判决，开始发生法律效力。

“有点不敢相信。这个案子几年，突然就没有了？”小蒋是从祖父的电话中得知这一消息的，那时他正在邵阳市，刚刚辞去最近一份物业公司的工作。“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不用再进去了？”

自从吉首市检察院提出抗诉，小蒋一直担心，自己会重新被关进“那个地方”。获释以后，他曾回到镇上继续学业，但是案件对他的影响一直在持续。

小蒋说，同学们听说了他的事情，有些人当面来打听，有些人背后议论；他逐渐感觉到，一些同学对他越来越冷淡。“成绩好的学生，都不跟我玩；几名成绩差的学生愿意跟我玩，因为他们觉得无所谓。”

2020年12月25日，案件在湘西州中院二审开庭。那一天原本是上学的日子，但他只能向学校请假，坐火车来到湘西，第二次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

从湘西回来，他开始有了厌学情绪，“心思不在学习上了。辛辛苦苦把成绩搞好，万一又进去了呢？”他每晚失眠，白日困了便在课堂上睡觉，“听得懂就听，听不懂就睡。”中考成绩自然不理想，随后他去了当地一所职校学会计，“不感兴趣，也不想学。”

最终决定辍学，是因为“那所职校的风气不好，很多学生拉帮结派”。在职校待了3个多月，小蒋又一次挨打了。

校方知情人士向红星新闻记者说，去年12月，校内一名“常爱打架”的学生，误将小蒋错认成某个曾与其有过冲突的人，于是带了10余人去到小蒋所在的宿舍。尽管小蒋反复解释，但对方还是动了手。

这一次，小蒋没有选择还手，宿舍其他同学想帮忙，也被他大声喝止“你们别动手”；他说，以前还过一次手，被关了将近一年，这一次，真的不敢还手了。

最终，包括医药费在内，打人者共赔付了3000元。小蒋彻底失望了，他离开了学校，换了四五份诸如餐厅服务员、酒店服务生、网吧管理员的工作，那时他还未满18岁，做的也都是临时工，每份工作都不长久，短则一个月，长则几个月。

收入最高的一份工作，月薪有5000元。“10几岁的年纪，肯定不可能有高薪等着我。工作嘛，哪能谈喜欢不喜欢，能赚点钱就不错了。虽然目前只能从事一些基础工作，但人总要吃点苦，这是生活必有的磨难。”

但他也觉得遗憾、不甘。“相同的年纪，别人还在学校念书。要是当年没有发生那些事，我的成绩肯定会一直很好，没准我能考上重点高中，以后也能上大学。”

在12月14日向吉首市人民检察院递交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中，小蒋索赔近330万元，其中提起了“丧失受教育权、人生轨迹改变以及青春损失等赔偿金”100万元，以及200万元的精神抚慰金，但“再多的钱，也不可能让我变回以前的样子”。

12月14日，吉首市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错案已经发生，这是既定的事实，作为赔偿义务机关，检方将依法办理国家赔偿事宜。“也希望小蒋的亲朋能多对他进行开导、引导。他以后的路还很长，不能沉溺过去，要对生活重拾信心。”红星新闻记者丨王剑强 发自湖南湘西